也门：电力紧张下的太阳能发电

[16]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254页。

这里讲的\"人\"与\"生\"恰代表了\"仁\"的特点。\"己欲立而立人\"，并未说立\"什么\"、达\"什么\"，而只是告诉你一种相互对待的纯方式。

但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知之深、爱之切的人生境界并不只是人际的、\"伦理的\"或\"社会的\"，而是含有至情至性于其中者。不同的\"视野\"（Horizont）里，中国古代思想会呈现出极不同的样子。正是因为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现象学在现代西方哲学、神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引 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章炳 麟说孔子\"污邪诈伪\"、\"热中竞进\"，是指责他不守与时境无关的观念原则。

\"（述而七/11）此\"中道\"或\"中庸\"之\"味\"，就成就于艺境之中。它更彻底地破除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前提，更直接地解决了传统哲学中的 一些问题。这与行政处罚强调的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相悖，也不利于违法行为人在处罚结束后回归社会，重启人生。

根据该条，此类行为会与在公共场所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一样，被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进入专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 。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应作为法定的从重情节，这一点在刑法中同样有所体现。冒犯民族感情是否应入罪入罚，一直是舆论的热点话题。

有损民族精神，伤害民族感情作为相对抽象的观念，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为公职人员的个人认知所替代，从而演变为对他人开启道德审判甚至发动国家惩罚的工具。从语词表述来看，即使是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违法记录要予以封存，但仍旧允许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攸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即此类记录只是封存还并非彻底消除。

因为在具体实践中，如果仅从警察个人感受出发，言辞激烈的批评甚至是无伤大雅的调侃，都有可能被理解为侮辱和漫骂。这里尤其涉及行政拘留中的权利保障。修法无疑是对这些业已发现的漏洞的有益填补，也因此，任何一次修法的机会都应被珍视而不能被随意浪费。上述修法方向固然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新增的违法行为其实已溢出治安管理的范畴，例如考试作弊、组织领导传销等行为，违反的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安管理秩序。

此外，无视其行为是否会真正造成妨碍公务执行的现实效果，就将侮辱、漫骂公职人员列入应予处罚甚至是应予拘留的行为，也同样会伤害公民由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批评、建议、检举和控告的基本权利。与刑罚不同，行政拘留无需经过检法机关的层层把关，而只由公安机关自主决定。从适用范围看，本条仅限于违法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此外的违法行为人仍旧要终生背负违法标签，及其引发的就业歧视和社会嫌恶，甚至会殃及家人和亲属。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同时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并不是说冒犯民族感情不应入罪入罚，只是立法者对其加以规定时必须要对多种利益进行全面检视和权衡，其中包括冒犯的严重性、受众对冒犯是否已无法避免以及冒犯行为对个人权利和社会价值的伤害程度。遗憾的是，本次修订草案并未对此做出回应，虽然增加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措施作为治安类案件的听证事项，却依旧未将行攸关人身自由的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

《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行政领域惩戒力度最重的部门法规范，在扩大处罚圈时必须慎之又慎，既要清晰地划定需要国家惩罚权介入的领域，也要避免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消弭。其可能造成的适用结果是，即使当事人并无积极的妨害行为，也未造成妨害结果，仅因辱骂行为就可能会被行政拘留。

现代刑法一般以法益侵害作为权衡入罪入罚的基准，其目的在于借由法益来为国家惩罚权的实施提供正当性基础，且筛除那些并不需要或不应由法律惩戒的行为。该条针对的应罚对象为妨害公务的行为，包括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换言之，如果国家借由刑罚或行政处罚禁止的某项行为，并不以法益保护为依据，那么法律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就不具有正当性。如果公职人员可以凭个人偏好和观念信条，随意扩张解释和适用法律，那么我们距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不远了。对于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当事人可申请暂缓执行。作为最重的一类行政处罚，现有的《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的权利保障都明显不足。

该条为新增条文，目的在于打击有损英烈和民族感情的违法行为，所列举的应罚事项包括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一般而言，单纯的情感冒犯、道德悖反，甚至是违反禁忌和自我危害，并不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之列。

二、冒犯民族感情应该入罪入罚吗？以修订草案中颇受关注的第34条为例。此外，在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规定中，修订草案虽然人性化地增加了当事人参加升学考试、子女出生或者近亲属病危、死亡等情形作为可申请暂缓执行的前提，但是否暂缓执行却仍旧给公安机关保留了较大的裁量空间，这也使行政拘留的权利保障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推进。

一、修法的重心和背后的问题从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修订草案来看，此次修改的重心是，将近年来新涌现的违法行为，例如考试作弊、组织领导传销、抢夺方向盘、违法出售个人信息、高空抛物、低空飞行无人机、非法使用和提供窃听、窃照等专用器材等，悉数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其结果就是将对警察的侮辱和对他人的侮辱进行了区别处置，这种区别处置中又隐含了因公民身份不同而予以特别保护的意涵，也因此同样与宪法的平等权原则不符。

但本条最后一款增加以侮辱、谩骂、威胁、围堵、拦截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却与第34条一样容易引发法律上的困境。显见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两部法律规范都未将行政拘留明确纳入需要听证的范围，由此，在作出拘留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可申请听证，并为其举行听证就不是公安机关的义务，作出拘留决定后，公安机关也往往会直接将被处罚人送往拘留所执行。三、辱骂警察该被拘留吗？除了第34条，引发公众关注还有第59条妨害公务行为的加重情节。如果对冒犯的严重程度过高估计，对冒犯的行为过度解释，很容易造成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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